壹、前言
對向犯，在實體法定義上屬於必要共犯，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因行為人各有其目的，而各就其行為負責，當然無適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餘地。
對向犯之一方對他方之不利供述，應否適用補強法則？亦即得否作為有罪判決唯一證據？目前在實務上尚有爭論。近期最高法院判決提供進一步說理，首先是就法規上的補強法則（刑訴法§ 156 II）立法意旨加以闡釋；其次就對向犯而言，在被告有無自白的不同前提下，對向犯存有卸免己身責任之風險有所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學理上另有討論，在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明文以外的證言類型，是否仍應援引補強法則而限制法院的證據評價？本文以下將聚焦在此一爭點上，分析過去實務上曾出現正反意見之判決，最終以考試上必須寫明的關鍵字作為結語。
貳、超法規補強法則於實務上之運用
一、法理基礎
所謂超法規係基於實定法的補強法則之上，而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理由在於，禁止法院過度偏重被告自白而忽略其他事證調查之重要性，以及共犯自白因常有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危險，若一概採用，可能導致認定事實之偏頗性，故以上二供述性證據均須另有其他事證加以佐證，不得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最高法院近年來基於法續造等理由，針對某些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性證據類型，分別提出並加以說理，例如被害人供述（對立性證人）、幼童證言（脆弱性證人）、主動供出上游來源以求減刑之毒品持有者（目的性證人），以及秘密證人（特殊性證人）等，以上四種類型是最為廣泛運用的，不過尚有其他類型正處在爭議邊際，是否一併適用仍有討論空間。
從英美法體系的比較法觀點而言，供述性證據須有補強法則適用的理由，其一在於避免法院過度依賴自白形成心證，另一則在於擔保陳述之真實性；相對而言，歐陸法體系國家（如德國），甚至連自白補強規定均付之闕如，反而較重視法院依其自由心證定其證據價值。
二、類型化發展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178號判決指出，「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特別是在對立性之證人（如被害人、告訴人）、目的性之證人（如刑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減免刑責優惠者）、脆弱性之證人（如易受誘導之幼童）或特殊性之證人（如秘密證人）等，則因其等之陳述虛偽危險性較大，為避免嫁禍他人，尤其應有補強證據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裁判基礎。
三、學者評析
學者針對上開類型化的超法規補強法則，實際上早有批評之聲音，其認為超法規補強法則的證言類型，在最高法院的選擇上係出於恣意，且有妨害法院依自由心證評價證據之空間（刑訴法§ 155 I），最佳解決方法係應強化法官對於自白之證據價值評斷時的內在界限，例如參酌心理學研究累積出更具體的判斷標準，充實自白可信性的經驗法則。在實務上自白補強法則之拘束下，偵查機關更可能透過隱密偵查的方式取得其他證據，長期而言將呈現補強法則之僵化狀態。因此最佳替代方案為根本性的廢除超法規補強法則適用，僅在欠缺對質詰問擔保證言真實性時，始應有補強證據。
參、對向犯彼此之不利供述，是否適用補強法則？
一、是否直接適用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
（一）否定說
關於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所稱之「共犯」，就實務的理解而言，係指實體法上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蓋2005年修正之刑法，雖將「共同正犯」概念與「共犯」概念區隔開來，但程序法並未隨同修正，因此目前仍包含刑法第28條所稱的共同正犯。
而典型的對向犯，行為人彼此之間欠缺共同犯意聯絡，他們在實體法上關於主觀構成要件的故意，是不同犯罪構成要件之故意，舉例而言，行賄者之行賄故意（行求、期約、交付）與受賄者之受賄故意（要求、期約、收受），並不符合刑法的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定義，在實務運作上，對向犯彼此之間的不利陳述，無法直接適用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然實務認為，因其性質與共犯彼此間不利陳述，帶有相同程度的虛偽危險性，因此適用同一法理（類推適用），仍應有補強證據。
（二）肯定說
近期實務見解從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意旨觀察，共犯陳述之所以應適用補強法則，係因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進而認為，其實系爭規定所稱「共犯」除了任意共犯外，尚包含必要共犯（如對向犯）在內（109台上2787判決）；學說上亦有採此觀點，認為本條規定與刑法第28條以下犯罪參與規範目的本即不同，無須採相同解釋。
二、實務見解區分以下情形分別運用補強法則
（一）對向犯雙方均為自白之情形
實務見解認為，在對向犯雙方均為自白時，因已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各自成立犯罪，因此在對向犯雙方彼此間之自白，得為相互補強。
（二）於一方未為自白之情形
1. 有補強必要說
此說認為對向犯雖各自成立犯罪，但二者犯罪類型往往差異程度相當大，例如公務員收受賄賂罪與行賄罪，立法者又設有減免其刑之寬典（例如貪污治罪條例§ 11 V）；另從偵查機關取證型態以觀，其常利用犯行較輕微之一方（行賄者），利用減刑誘因以破獲另一方之不利證據，因此對向犯在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險性，而有補強證據之必要。
2. 無補強必要說
此說認為對向犯一方之供述，在他對向犯之案件中屬於證人供述性質，如經具結之證詞，已獲一定程度之擔保，其實與一般證人並無不同，若無瑕疵可指，足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否，自無須補強證據。
肆、給考生的叮嚀─代結語
本文主要針對「對向犯一方對他方之不利供述」可否單獨採為該被告有罪之認定基礎？亦即是否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作為法院諭知有罪裁判之基礎？總結以上爭點，考生必須掌握兩個層次的思考問題意識：第一，對向犯作為一種必要共犯，得否直接適用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上文參、一）？若肯定，則無太大爭議；若為否定，則基於何種理由類推適用補強法則？又本案情形是否屬於對向犯雙方均自白，或是一方未為自白？而有不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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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薛智仁，〈促成性交易罪及補強法則之適用範圍─評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553號判決〉，《中原財經法學》，第37期，2016年12月，頁105-169。
2.參閱吳燦，《刑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1版，2021年9月，頁213。
3.如薛智仁，〈促成性交易罪及補強法則之適用範圍─評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553號判決〉，《中原財經法學》，第37期，2016年12月，頁145-147。
4.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14號、100年度台上7200號判決參照。
5.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199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25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等判決參照。
6.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87號判決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