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前言
在傳統過失歸責原理之下，若被害人因商品而受到人身或財產上損害，其需負擔舉證責任，證明該商品之製造者具有過失，然而在現代社會大量生產、大量消費，且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生活型態下，由於商品之製造過程等相關事證掌控在製造商之一方，抑或被害人可能欠缺與該商品之相關專業知識，往往難以成功舉證而獲得賠償，製造商一方面得以免於損害賠償之不利益，另一方面卻可獲取龐大利潤，對被害人之保護有所不公。從而在現代法治先進國家，於商品責任採取無過失責任已成為共通原則，即以商品之安全性欠缺（Defect）作為製造商應負責任之歸責原理，以取代「過失」的概念。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亦從之，惟「安全性欠缺」與「過失」乍看之下係屬二截然不同概念，然而實際判斷上卻容易引起混淆，二者應如何區分值得探討。
貳、 商品責任之歸責原理
我國消保法以「安全性欠缺」取代「過失」作為其歸責原理，不以企業經營者就損害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學說多認為此乃無過失責任，其不以違法性為前提，與過失責任有所不同。無過失責任旨在實現分配正義，一方面在法律上允許個人或企業從事具危險性的事務，另一方面使其對因其危險實現所生之「不幸」損害負起賠償責任，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企業經營者將該危險實現之成本內部化，而有效率地加以防範 。
參、 安全性欠缺與過失之區別
我國消保法第7條第3項但書規定：「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學者稱此為無過失責任之衡平化，不論在無過失責任體系上抑或是在比較法上均屬罕見。從而，「安全性欠缺」與「過失」此二概念，在我國法上應有區別之必要，且有區別之實益，蓋因前者乃責任之成立要件，後者則為責任減輕事由。
此外，我國消保法商品及服務二者並列，予以相同規範，適用相同要件，一體適用無過失責任之歸責原理。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條將「商品」定義為：「指交易客體之不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組件。」然而，關於「服務」之定義，不論於消保法之母法、消保法施行細則均未設任何條文。就商品責任而言，採取無過失責任固然為比較法上之共通原則（美國各州、英國、歐盟、日本等）。然商品與服務之性質不同，前者涉及標準化、規格化之大量生產行銷體系下的「有形物」；後者涉及方式、內容千變萬化之「人的行為」。我國法之規範在比較法上較為罕見（將服務比同商品，而同受商品責任規範的立法例，目前只有我國、中國、巴西）。「服務」往往涉及人之行為，從而「服務提供之安全性欠缺」與「服務提供者之故意過失」之區分更為困難，應如何加以區分，即為我國消保法上應予解決之問題。
就安全性之欠缺與過失之概念，學者認為 ，「過失」為主觀之歸責事由，其功能在於評價行為人「是否欠缺必要之注意」，此涉及人類行為或活動的「不法性」或「是非對錯」的問題，具有道德非難色彩，因而在判斷是否存在主觀歸責事由時，必須採取「主觀、個別的判斷標準」，考慮行為人是否具有一定的注意能力、是否妥善運用此一注意能力，並以行為人之預見或避免可能性為前提，而行為人個人之特殊情事、有無可譴責之非難事由等，將成為重要的參考因素；至於「安全性欠缺」則為客觀歸責事由，其功能則在於決定行為人在何種條件下應承擔損害發生之結果，亦即「風險分擔」之問題，此與人類之行為或活動的不法性、是非對錯無關。而判斷客觀歸責事由時，必須採取客觀的、一般的判斷方法，不考慮行為人是否具備注意能力、不以具備預見可能性為前提，亦不需考量行為人個人之特殊情事等。
然而，為有效發揮民事責任法之規範功能，並維護社會生活秩序，在現代法治先進各國，就過失之認定標準，乃趨向客觀化，更加著重社會活動應有之客觀規範準則 。因此在過失概念客觀化之下，將使得過失與無過失責任間之差距縮小，然而，學者認為此二者仍有區分之可能。
就安全性欠缺而言，是以「抽象的、一般的第三人」作為觀察角度出發，採取「外行人」之標準，認定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或服務之提供，是否欠缺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亦即，欠缺專業知識經驗之一般第三人，所能合理期待之安全標準；就過失而言，則是以「行為人」之觀察角度出發，判斷其行為是否符合抽象之「善良管理人」所應有之專業水準，決定其是否已盡注意義務 。
肆、 結論
消保法上之商品責任、服務責任，性質上為無過失責任，其與企業經營者主觀上故意、過失無涉，然並非謂此為一擔保責任、結果責任，而要求企業經營者必須就損害之發生一律負責，其係以安全性欠缺作為歸責原理，法理基礎在於危險之分配正義。安全性欠缺與過失之概念應予區分，兩者不論在法理基礎，抑或是在判斷標準上均有所不同，倘若將此二概念混淆，將會使我國法上商品責任、服務責任實質上與一般的過失責任，或是推定過失責任無異，而導致規範功能不彰。
關鍵字：消保法、商品責任、服務責任、安全性欠缺、過失
[1]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增訂新版，2015年3月，頁705。
[1] 陳忠五，〈醫療事故與消費者保護法服務責任之適用問題（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36期，2002年7月，頁44-45。
[1] 王澤鑑，前揭註1，頁13-14。
[1] 陳忠五，前揭註2，頁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