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潤寅案看我國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

 貿易商潤寅集團負責人楊文虎、王音之夫妻，涉嫌長年偽造不實交易文件，以應收帳款融資向九家銀行詐貸高達386億元，創下史上銀行詐貸最高金額。檢方以涉犯違反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罪嫌、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0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偽造私文書等罪嫌起訴。

    潤寅向銀行貸款的類型為「應收帳款融資」，在商業實務交易上，許多貨款可能會以月結、半年結之方式進行，此時賣方為了資金融通，通常會以未來可收到的帳款，先向銀行融資。主要流程是賣方（本案賣方潤寅）銷貨給買方（本案買方為上市公司福懋）後，銀行確認雙方實質交易單後，先付款給賣方，日後買方再將貨款付給銀行。

潤寅詐貸案則從多年前開始，公司負責人指示員工偽造不實的買賣合約書、統一發票及出貨單等文件，慢慢製造假業績；並利用偽造的海運提單（屬有價證券），開立不實的買賣合約書、統一發票、商業發票（Commercial Invoice）、海運提單等文件，陸續向星展、元大、台灣企銀、王道、一銀、合庫、華南、玉山及兆豐九家銀行，申辦國內外應收帳款融資及外銷放款，而後產生未能按時清償貸款的現象，銀行聯繫不到債務人才爆發本案。

依據起訴文件顯示，本案主要有四大步驟：一、製作不實文書向銀行申貸；二、買通上市櫃人員虛假照會；三、佯裝正常還款；四、湮滅事證、脫產潛逃及洗錢。而國內屢屢爆發重大商業弊案，金額龐大，究竟現行法令相關對董事之義務是否足夠，值得進一步深究。

    公司負責人一般認為負有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實務上認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與注意義務是不同的，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充分取得並了解資訊，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並防免公司受有損害；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係指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所用之注意而言。

過去，董事之注意義務可以引用民法第535條：「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而忠實義務則按公司法第23條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項）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第2項）」。

英美法系中對於忠實義務之重要基本特徵在於，其適用範圍難以透過法律鉅細靡遺之明文規定，往往需要法院在具體個案中逐步建立其內涵[1]。

    學者對於我國「忠實執行業務」之解釋認為「公司負責人於處理公司事務時，必須出自為公司之最佳利益之目的而為之，董事不能利用職位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亦即執行公司業務時，應作公正且誠實之判斷，以防止負責人追求公司以外之利益。」

[2]，除第23條之外，第209條董事競業規定、第223條董事自己交易、及第206條董事於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應說明重要內容及迴避表決，均被認為是公司董事忠實義務之具體實現；而其主要判斷基準在於「利益衝突」，當董事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發生衝突時，董事應謀求公司利益而非自身利益。

而本案中，潤寅公司為避免關係人交易，透過知名上市櫃公司之員工擔任不實交易之銀行照會窗口，以接待銀行人員訪廠、收受債權轉讓存證信函、回覆確認交易內容等方式，佯裝渠等所任職之各間公司或其子公司與潤寅集團有交易之假象，使銀行陷於錯誤，核准動撥貸款，與傳統透過關係人開設空頭公司虛設交易之掏空案件有所不同，藉以規避公司法中有關關係人交易之層層規範。

    當公司經營危機，損害無辜投資人之權益，公司內外部監控機制的失靈時，更顯示公司治理之重要性，其中公司治理架構應保護並提升股東權的實施。在重大弊案發生之同時，目前較著重為如何以刑罰起訴。但對於投資人來說，仍必須透過民事程序主張其權利，因此若有相關考題出現時，股東多數可能可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有民法侵權、民法受任人損害賠償（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公司法第34條、公司法第34條、公司法第193條等，但仍需要視考題之不同選擇適當之請求權基礎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