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們與惡的距離』加/被害家屬創傷，探討修復式司法的可行性

一、前言
       最近公視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一播出就引起社會大眾熱烈討論，本劇不僅呈現社會矚目無差別殺人案件中，加/被害人或其家屬各自的傷痛，亦探討加害人家屬因家人的犯罪行為而飽受社會輿論的壓力及本身自責的苦痛。這二條看似平行線的加/被害者家屬角色，各自躲在黑暗角落中獨自舔拭傷口，而其內心明明很脆弱卻又要故作堅強，難道這天平的兩端是無法跨越的鴻溝?而依目前法務部推動的修復式司法，是否能真正弭平加/被害家屬的創傷?以達到和解共和的境界。
二、無差別殺人定義
       無差別殺人犯罪，是一種罕見的殺人暴力型態，依法界「無差別殺人」的定義，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前者應至少符合兩客觀要件：一、兩造關係為單純陌生人者；二、須排除顯為財物、幫派、意識型態、現場一時情緒失控等因素導致之殺人事件。據此，探討大部分的殺人案件的動機，常涉及情、財、糾紛等因素，，但無差別殺人事件卻無動機可探討，這才是真正引起社會大眾被害恐懼的因素之一，因為人人皆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害者。台灣從2012 年的湯姆熊隨機殺童案開始，媒體開始將「隨機殺人」的詞彙運用在案件動機的描述 ，而2014 年的北捷無差別殺人案、 2015 年的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 2015 七月中山站隨機傷人案、2016年發生於臺灣臺北市內湖區的一宗隨機殺人事件，造成小燈泡死亡事件等，使得無差別殺人在台灣愈來愈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
三、修復式司法的內函
       有關「修復式正義」一詞最早源自於哈佛法學院Randy E.Barnett(1977)從理學家Albert Eglashd 的著作，修復式正義是集結傳統已存在既有的賠償、補償、和解、彌補、社區服務、調解及保險的綜合概念（Weitekamp,1999），而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修復式司法）基於「和平創建」（peace-making）的思維，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法律觀點，亦應從社會衝突或人際關係間衝突的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本制度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亦即，當事者(包括加/被害者)的權利、尊嚴應得到滿足，個人、團體與社區已破壞的關係亦得到應有的修復。換言之，社會復歸不只加害人，連同被害者、被害者的家屬、加害者的家屬及社區、社會、國家等均需復歸社會的刑事政策理念，並在國家制度保障下，透過任一方都接受的程序，讓各方當事者(包括加/被害者)早日回歸正常生活。但是，某些被害案件恐難以回復，例如性侵或殺人虐待等案件，因為，這類犯罪案件易致被害者或其家人造成嚴重心理創傷。據此，修復式司法必須謹慎使用，尤其是必須正視被害者與家屬的感受，否則將會造成其家屬二度或多度傷害。
四、心理輔導及生活重建的重要性
       犯罪被害人因被害事件所造成的身心創痛，而其庭成員與週遭親近的朋友也可能受到事件的影響，進而產生與被害者相似的身心創傷，學者稱這些被害者為間接被害者(indirect victims)(Riggs & Kilpatrick, 1990)，而這些間接被害者(家屬或親友)，亦需要社會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情緒支持及社會資源網絡。
當任何人均可能在任何時間與地點成為犯罪被害人時，其生活重建的問題即是社會大眾所需關注的重要議題，當政府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各種保護與支援措施，應非只是恩惠之給予或額外社會福利，本應受到政府的照顧，並提供其於犯罪被害事件後應得的相關的法律權利與社會資源的協助。
五、結論
當加/被害者的家屬彼此皆帶著傷疤往前行時，如同本劇的台詞「希望總在雲後面」，如何協助家屬們早日復歸正常       生活，撫平傷痛，是需要大家共同關注，而目前法務部推動的「修復式司法」只是形式上的制度操作，而需回歸探討在復原過程中，什麼才是被害家屬真正的需求？是金錢賠償或是心理撫慰？是加害者的刑責還是一句抱歉？是事件真相還是事後修復? 對此，撫平被害創傷的方式有很多種，或許可以嘗試以心理諮商、家族治療或團體輔導的方式，修復其傷痛，但殺人案件對於家屬而言其傷痛是一輩子，如何同理家屬的感受，需從警政面、社政面及心衛面等多面向修法，以建立符合被害人期待的保護制度，這才是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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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考題:
一、何謂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uce）？試從犯罪學相關理論探討形成修復式司法之理念及其目標為何？ 
二、試述近年來刑事政策所推展之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之理念受明恥整合理論、標籤理論之影響為何？（25分） 
三、請分析我國目前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規範，並試從加/被害家屬的觀點，提出未來對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政策方向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