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被告對於不利於己之證詞享有「對質詰問權」，此經釋字第582號列為憲法第16條訴訟權範圍內。因此，被告對於被害人（即證人）在審判外所作被害陳述，原則上應予被告詰問之權以保障其防禦權，且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一項傳聞證據原則不得作為證據。
但在性侵害案件可就不同了，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下稱性防法）第17條第1款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從文義來看，符合本條要件者，似乎不需經被告詰問即得作為證據，幾乎剝奪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因而有此號解釋之誕生。
關鍵字：釋字789、性侵被害人、超法規補強法則、證據能力、對質詰問
爭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有關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是否違憲？
本案解釋之審查方法係參酌歐洲人權法院之「整體觀察法」，就系爭規定賦予性侵害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整體觀察刑事訴訟程序 （證據能力有無的調查程序及隨後的審判程序）中，被告訴訟上防禦權是否已有「充分的」保障[1]。又性防法之立法目的除發現真實之外，主要在於保護性侵害被害人，因性侵案件之特殊性，反覆要求被害人回憶案發情形易使其遭受二度傷害、心理創傷，故對性侵害被害人有別於其他被害人之保護。系爭標的目的正當，惟本款將成為傳聞法則之例外，依據例外從嚴法則，應將系爭標的作為最後手段，解釋、適用上應嚴格為之。
就結論而言，本案為「合憲性限縮解釋」。意即，雖系爭標的侵害憲法第8條、第16條，惟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仍為合憲。即：一、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二、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在符合這兩要件下，被害人審判外陳述得依性防法第17條一款作為證據。綜合來看，性防法第17條一款之要件如下：
- 最後手段性。
- 衡平補償原則。
- 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 特別可信性。
- 不得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
最後手段性
關於本解釋所稱「最後手段性」，筆者參酌林俊益大法官及黃昭元大法官之意見書後認為，係指性防法第17條一款畢竟為傳聞法則之例外，依據例外從嚴之道理並非能輕易適用，本款之要件不可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且須待已無其他證據可用、非用不可時方得使用。另外，因本解釋射程範圍窄，僅涉及性防法第17條一款而不含其他款，因此僅有被害人「未到庭」時方有適用（若到庭始不能陳述則為同條第二款），且法院應盡力傳訊被害人到庭，或至少以如法庭外詢問、隔離訊問或詰問[3]，始符合最後手段性。
衡平補償原則
即前所提及之「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在整體觀察法下，整體觀察整個刑事程序中，若有上述兩點作為補償，大法官認為已能衡平系爭標的對被告防禦權之不利益。即四大法則中之防禦法則及佐證法則。
有大法官在意見書中表示，法院可適時曉諭被告得聲請傳喚可否定警詢陳述 內容之相關人證出庭作證，行使其對質、詰問之權利[4]。
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理由書中，所謂「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係指被害人因「本案所涉性侵害爭議」（若為他事則不算），致身心創傷而無法於審判中陳述。而「無法陳述」指無法出庭且無法陳述，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且有關被害人無法陳述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明，需有專業鑑定資料。且適用上，認定時點應為審判時（包括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之各次開庭，若好轉則應出庭受詰問。另外，若客觀上是否不能詰問有爭議時，法院仍應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或嘗試採行隔離或間接（即書面）詰問的其他審判保護措施[5]。
特別可信性
理由書中，所謂「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性侵害案件，經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與相關因素綜合判斷，除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外，並應於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前提下，個案斟酌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有無採行陪同制、被害人陳述時點及其與案發時點之間距、陳述之神情態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言。檢察官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指出證明之方法。
另，有大法官認為「警詢陳述」應目的性限縮於「有全程錄音、錄影，且於審判時勘驗之警詢陳述」。如此才能讓被告、辯護人觀察警詢之完整過程、互動等[6]。
不得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
此項要件係「超法規補強法則」之一種，也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佐證法則」相似。惟不同之處在於「主要證據」。如果只禁止作為唯一證據，其實沒有太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的案件，通常會有兩項以上之證據（如微物跡證等），而不會只有被害人警詢陳述之傳聞證據[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