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在立法體系與代議士的影響上，目前最常見的轉變，來自於普遍設立的代議士網站（Wilhelm, 2000）與代議士與選民的溝通互動上，目前全球多數國家已有電子立法網站，但真正導致網路民主成形，則是在Web 2.0出現以後，使得代議士得以透過公共論壇、臉書、推特（Twitter）等媒介與選民進行互動。美國參眾議員多有自己的網站，英國亦有多數國會議員建立個人網站，顯示網路互動已成為民意傳達的重要模式。而多數代議士已認知到：第一、新的媒介對其資訊的傳佈與動員上，已有不遜於傳統媒體的角色；第二、新媒體對於都會地區的議員所扮演的選民服務功能具有重大影響；第三、使用資通科技的障礙仍然存在，尤其是對於鄉村地區，都會地區仍是網路科技集中所在。
政黨在網路民主的參與上，亦多建有網站的設立，作為與支持互動的平台（莊伯仲，2000）。現行臺灣大多數的政黨網站仍然主要著重於資訊的提供上，其主要針對者多為數位精英，或是意見領袖（研究者或記者），而非一般的普羅大眾。但在網路民主漸趨成熟下，網路可以幫助政黨將理念傳達給年輕選民，同時網路也有助於支持者深化參與活動，以補足政黨活動的不足。
在新社會運動與抗議網路（鄭陸霖、林鶴玲，2001）上，亦透過網際網路來組織抗議活動與快閃活動。網際網路基於它匿名性、去中心、快速傳遞訊息等等的技術特色，確實能提供社會運動過去在網路下的現實世界中所未有的潛在助力。甚至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可以使社會運動在一個空間無遠弗屆、「不集中但卻仍保效率」的傳播架構下，重拾過去受制於大眾傳媒的自主發聲權的可能性。
數位科技開啟了公民深化民主參與的契機，隨著網路的興起，公民意識的覺醒，集體行動模式的建立，未來政府的決策模式勢必轉型為公共價值的建立， 進一步納入網路民意，學習與網路民眾溝通，增加橫向的跨領域專家及縱向的民眾參與。
壹、前言
數位科技的發展對於民主的發展，已經造成全面的影響。特別是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近年來無論是「網路世代」使用的次文化語言，或是網路論壇的討論方式，以及Facebook（臉書）之類的社群網站、微網誌（Microblog）、即時通（Messager）、應用軟體（App），等各種充斥著訊息量豐富的新溝通方式，透過新媒體多平台的媒介，融合文字、圖像、音樂、符號等方式不斷變化，已達到前所未見的多層次溝通效果。這種被稱為Web 2.0的環境已站在逐漸進入Web 3.0的關口，而新的溝通方式也逐漸造成政府治理形式上的改變。甚至政府官員的臉書網路言論，就有可能牽動輿論，對政府施政造成影響。前總統馬英九自2011年2月起在臉書（Facebook）成立個人粉絲專頁以來，台灣的政治人物亦多有成立個人粉絲專頁，透過資訊通訊科技與民眾溝通，而政府亦逐漸利用網路來達到理念傳遞、輿情蒐集、意見交流等功能。2011年2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推出「政府網站Web 2.0營運作業參考指引（社會網路篇）」，為因公務使用社群網站的政府機關，訂出相關的評估與應用的準則。之後，考試院考選部設立臉書網站，國防部亦成立「國防部發言人」的官方臉書專頁，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亦在訓練課程中加入社群網站的相關訓練，務必要求高階文官了解民眾最新的溝通模式。由此可見數位科技的發展，不但對於溝通方式造成改變，更進一步牽動政治的發展。
由民主治理的角度而言，要瞭解網路對於民主，以及實質參與的影響，並不能單純的觀察政府機關應用網路工具的面向，還必須由民主社會的面向來進行瞭解。當代民主政府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民主政治裡的人民主權原則。傳統的政治中，人民主權實質上由政府機關代為行使職權，然而官僚主義的存在，實質上政府官員取代了人民的參政可能，因此，民主政治理論學者在早期，莫不把網際網路的興起視為是人民重建直接民主的契機。這種論點在美國總統歐巴馬利用「推特」（Twitter）的動員而獲得當選時達到最高峰；各地風起雲湧的青年革命，也意味著網路所積蓄的民意，已逐漸發展出轉換機制，使網友在線上的討論，得以落實為實際政治上的行動。因此，21世紀政府的公共管理者必須在政策管理的領域，反省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台灣青年透過數位科技動員參政已有不少案例。2008年11月，就有一群不滿中國官員陳雲林訪臺的老師和學生透過批踼踼兔（PTT2）網站發動抗議，原來缺乏組織的活動，後來竟然在台北以外，遍及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地，顯示網路做為運動發起的媒介，已具有高度可能性（蕭遠，2011）。2014年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影響更為深遠。起先，一群不滿服貿協議的學生進入立法院議場進行佔領的行動，最後演變為24天的大型群眾聚會，在學運期間，多數的民調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學運佔領立院之舉的違法並不認同，但因為對於服貿審查過程具有高度疑慮，仍然支持學生對立法院進行佔領。由野草莓到太陽花，學生與參與抗爭群眾，利用包括PTT、臉書與大眾募資等多種新媒體平台匯聚驚人資源，短期即募得大量資金與人力，並且大量發布抗爭訊息、動員群眾、組織運作，提供大量傳統媒體無法行使之功能，不但使得服貿政策的正當性遭到重大打擊，最後亦成功使服貿的通過遭到阻擋（汪子錫，2014）。據此，我們可以很公平的同意，Web 2.0以來所具備的互動式的網路媒體科技，使得使用者亦是內容生產者，而「網友」之間已形成「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建構了新的政治認同方式，解放了過往由媒體提供者所具有的權威地位。以下，本文就數位民主，以及數位民主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進行討論。
貳、數位民主
關於資訊通訊科技對於民主會產生什麼影響，經過近30年的發展，大體有三個方向：
一、電訊科技反烏托邦（Teletechnology Dystopians）
這個流派的討論多半將資通科技的普遍流傳，視為社會與政治生活斷裂化的前奏。支持此一理論的學者多半認為，面對面溝通（Face-to-face Communication）在現代社會的漸趨消逝，也就是說新溝通平台的興起將重構人類社會；支持這一論述的學者，認為人類在使用科技與控制科技的過程中，也意外地過度依賴科技，結果在創造科技的過程中，科技與人類的互動重構了這個世界運作的模式。由這個角度上而言，在虛擬空間中原本作為中性溝通平台的資訊通訊科技，在現行的運作模式中令人感到失望，無論採取實名制或匿名制，在網路空間的典型對話裡，多數充滿偏狹的言論，採取嚴肅態度進行討論的網路空間反而屬於極少數。在這個情形下，難以令人對於科技帶來的正面效應採取樂觀的態度。
二、新未來主義者（Neofuturists）
這一派的學者從不受節制的未來主義出發，他們認為科技的出現，在於解決人類的問題，因此快速創新的科技是新世界的推土機，將推平一切阻礙新世界出現的舊制度與科技；因此人類的問題，也有可能透過資通科技的革命，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這種未來學的觀點，認為任何阻止科技及當代生活進步的作法都不可取，反之，人類應該在新科技出現之時，反思與修正社會目標，因應產生新的民主政治運作方式，否則勢必無法面對未來的衝擊，甚至被摒除在歷史的進程之外。新未來主義者的論點並非無理，只是新未來主義者對於科技如何協助民主？領域為何？均未明確說明。因此有人認為新未來主義者過於美化科技的影響，將科技與民主直接掛勾，忽視了科技亦有可能助長獨裁專制的歷史事實。
三、科技現實主義者（Technorealists）
此一陣營的學者並不全然抗拒或接受科技對於社會的衝擊，而是以批判性的思考，來建構科技的工具性，並且思考科技對於日常生活與人類價值觀的直接影響，較為審慎的描繪科技對於人類的影響。科技現實主義者雖較符合現實的發展，但由於科技的定義複雜，而且科技發展的正反影響都有，並不容易直接評鑑科技的影響，這些皆為科技現實主義者研究上可能出現的偏誤。
無論理論家對於資通革命所造成的民主效應為何，現實而言，以資通科技為基礎所架構的網路空間（Cyberspace）已將現實的溝通方式在虛擬空間中創造了另一種公民空間（Virtual Civic Spaces），而這種新的民主溝通形式，建立在先行資源（Antecedent Resources）、包含性（Inclusiveness）、審議性（Deliberation）與設計（Astrom, 2004）四項條件上。
一、先行資源
指的是數位科技為基礎的溝通時代，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網路資源及環境之建構，亦即「先行資源」，或是網路基礎建設，包括了個人進入或行使政治職能的技術與能力。國家在資訊時代必要提供人民基礎的資通科技教育、網路使用環境、以及電腦、低價寬頻等基礎親近資源（Access Resources）為電子福利。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電子福利主義（Electric Welfare）仍未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之前，這個社會將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來建立真正的網路民主。換句話說，資訊科技在提供民主機會時，也有可能擴大權力差距。如何把握數位科技的運用，致力於資通科技的平民化使用，改善原有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將是公民社會向上提升的關鍵（Jordan, 1999）。
二、包含性
所謂的包括性就是一個社會對於擴大普遍性政治參與的承諾。如同Dahl所強調的，如果大多數的成人無法行使公民權利，則其利益無法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同等的是，缺乏線上政治參與的公民，在缺乏足夠的時間與電子知識情形下，恐怕也會成為虛擬公民空間的邊緣人。
三、審議性
資通科技革命所建構出來的網路空間，事實上賦予了網路公民（Netizen）前所未有的發聲方式，可以突破科層式的間接代議民主。透過網路空間的互動性，網路公民透過彼此不斷互動的賽局，可以在不斷的討論中申論其議，交互辯詰，而逐漸的培養出網民自身的政治認同。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提供了政治工作者一個意見市場，使其透過理念的宣傳，來動員其支持者。儘管現行的研究中，對於網路審議性持保留態度，但是在社區層級的網路運作，卻頗有成效。在政府分權與在地化治理形成社會民主發展的主要形式下，網路空間的角色，應逐漸擴大。
四、虛擬公民空間的設計
所謂的「設計」意指透過網路建築出提供使用者互動、中介、討論、安全的非商業性空間。然而，微軟公司（Microsoft Inc.）為首的商業鉅子對於電子資源的把持，使得各國政府建立符合國族特色的虛擬公民空間，益形困難。使用替代性的軟體，是目前普遍性的參照方案。比如使用免付費的Linux系統建構國家虛擬公民空間，提供安全、經濟、低廉的親近工具來建構可負擔的電子網路。然而，在微軟系列產品仍具主宰性地位下，企圖顛覆網路商業霸權的努力，尚待評估。
參、數位民主與實務運作
數位科技改變了民主的內涵，而在實務上，臺灣近年由網路發起的社會運動，也對於政府的施政履履造成衝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公民參與政治的成本降低」，「行政專業壟斷性削弱」，「官僚與網民溝通落差擴大」是最明顯的三大問題（陳敦源、潘競恆，2011：29）。
一、「公民參與政治的成本降低」
過往公民意見必須透過政黨、社會團體、公聽會等管道表達，但在網路發達的情形下，民眾對於政策意見的表達管道大為增加，表達意見付出的成本大為降低。而民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裡，不但因為取得政府公開資訊容易而得以發表具有影響力的意見，甚至得以採取種種形式的行動，形成公共輿論。在這個情形下，讓民眾在政策內涵的形成上有決定性的影響，建立民眾的實質參與，已有所必要。過往民眾集體行動的成本過高，缺乏橫向聯繫，使得政府施政得以排除異見，未來，政府應該更尋求民眾的同意，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經由各種調查收集利害關係人的政策偏好資料，或是建構線上公民顧問團，以有效回應網路上的公民意向變化。
二、「行政專業壟斷性的削弱」
主要是指官僚體系因為與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的情境，而使得一般民眾的意見並不容易納入政策設計。但在網路發達的Web 2.0時代，由網民所匯聚的群眾智慧對於政策的討論與衍生的週邊效應已經超乎政府的想像，行政部門的專業權威與壟斷情形已受到網路社群的強力挑戰。甚至政府內的專家亦是網路社群的成員之一，在資訊傳播的效應下，網民對於公共政策的瞭解甚至不在公務人員之下。據此，倘若公務人員未能對此有所體認，必然受到人民不斷的挑戰，打擊政府的威信。為此，在民主開放的時代，公共事務的決策，往往涉入複雜的價值衝突，改革實體政府決策機制，擴大民眾參與，建立知識社群以利彼此溝通，已是網路盛行後政府應進行的改革。
三、「官僚與網民溝通的落差擴大」
在網路發達的情形下，行政部門內部的政務人員已經嘗試與民眾在網路上互動，以期能夠直接瞭解民意，在政府的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中，對於Web 2.0網路社群，網際網路上的輿情變化，主要的民意流向，皆已引起政府的注意。在2004年對於臺北市政府市長信箱的研究中，學者即強調內部顧客關係管理的重要性，顧客導向的政府服務風潮，要求政府由內部顧客關係管理的方向來修正面對民眾的態度（蕭乃沂，2003）。
電子化技術的普及對於政府組織內部、單位間的互動聯繫，也由傳統的書面文件轉化為網際網路，為了因應資訊科技引入行政組織的影響，更新原有的行政流程，加速行政程序，以利適切地回映民主的需求，提高「官僚的回應性」（Bureaucratic Responsiveness），也成為數位時代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議題。如同民主理論大師道爾（Robert A. Dahl）所言，民主的主要特性就是政府對於公民的「偏好」（Preference）不斷做出「回應」（Responsiveness）。而回應性的達成與提升，一直是民主政府施政品質的評判指標之一。特別是政治任命人員、行政官僚與人民間在民主政治中的關係錯綜複雜，在多重的代理關係中，「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與代理成本問題，始終被認為是公民要求政府「課責性」（Accountability）最主要的障礙之一。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發明與運用，不只改變了公民對於資訊應用與儲存的方式，同時亦改變人類政治、商業與生活方式，自然也影響了公民與政府溝通的方式。由這個角度而言，資訊科技興起，可以促進治理效能的效率與效能，而且對於「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標的達成，做出積極的貢獻，反之而言，政府回應資訊的形式與作為亦需隨之改變。由這個角度觀之，資訊科技是政府提升官僚回應性的重要工具。
整體而言，數位民主在實務上的推動，仍然應該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透過民主的機制來參與政治決策。數位化民主不同於過往的民主形式之處，乃在於數位傳播與公民互動如何被整合進政治決策的過程。當政治參與被視為網路民主的特色，其參與的形式也就格外受到關注。傳統上，公民權的行使主要有兩種範籌，一種是透過重視集體決策的程序，透過「代議政治」的設計，由具有較高政治動機與知識的政治企業家對選票市場的競銷，來取得公職位置，也就是現實政治中主要的決策方式。代議政治是一種間接民主，對於代議政治而言，網路被視為政治人物散播訊息與汲取支持的工具，長期發展的結果，可能使得媒體上的政治表演取代草根的公眾諮商，助長政治冷感，降低公民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相反地，「網路民主」則將公民自身視為政治社群中的一部分，個體涉入乃是政治過程之必須程序，網路的出現應用於矯正代議政治缺乏公民參與的問題，並且應用於強化政治社群。易言之，網路民主強調參與，甚至支持透過「直接民主」的方式，給予公民直接參與決策。
近年來，臺灣已有多起數位民主的顯著案例，主因在於具有爭議性的法案，在網路社群中出現政治效應，因此引發社會運動。透過新媒體而動員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多半是傳統以來的鮮少出現在社會運動的行為者，包括扮演母親角色的女性成員，這些新社會運動成員透過網路的串連而集結，產生出龐大的政治壓力，直接影響國家權力的運作（陳敦源、潘競恆，2011：27）。主要的案例列舉如下：
一、「美牛風波」
發生於2009年，由於家庭主婦因食安問題對於美牛進口深感不安，對於政府以國安考量與美國貿易代表以秘密談判的方式先行簽訂牛肉產品進口的約定，此事一經媒體揭露，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在消費者基金會發起的公投連署中，短短18天就吸引了30萬人連署，即使是立場傾向行政部門的公投審議委員會亦以16比0通過提案，迫使立法院朝野立委聯手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平息了這場爭議。在美牛風波中，連署書多半是由家庭主婦所簽署，其想法只是反抗政府以專業之名入侵其捍衛家人健康之做法，但在政府決策程序缺乏網路輿情的情形下，行政體系決策與民意出現衝突，釀成美牛事件風波，並不意外。
二、「白玫瑰運動」
2010年8月，在女童性侵案中，二審法官以查證是否違反女童意願進行性侵犯為由發回更審，此事遭網路輿論視為「恐龍法官」作出的判決，引發激烈的不滿，在這種集體的危機意識下，透過網路的串連，以女性為主的群眾上街示威，造成總統公開道歉，2011年6月立法院甚至通過《法官法》，同年秋季優先處理性侵相關法案，反映白玫瑰運動的立法影響力。
三、性別教育案
2011年春天，教育部計畫在秋季國中小學推動性別平等教材，然而宗教團體與家長團體組成的「真愛聯盟」強烈反彈，短短2週就累積12萬人連署，成功阻擋性別平等教材實施。
以上三案僅是眾多網路動員的數位化民主案例中的少數著名個案，事實上，臺灣媒體自由與言論自由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多數爭議可以透過社會運動方式獲得疏解，不致造成「苿莉花革命」般的動盪（陳柏奇、洪敬富，2012）。但在馬來西亞的案例中，數位科技亦有可能被半民主政府視為顛覆政府的工具（莊迪彭，2011），因此，如何妥善因應數位科技造成的治理影響，已經是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挑戰。
過往十餘年以來，我國政府透過電子化，使政府行政由辦公室自動化走向應用ICTs創造公共價值的理念（陳敦源、潘競恆，2011：26）。在政府2003年以後推動的「數位台灣計畫」（e-Taiwan）與「優質網路社會計畫」，均在透過家戶連網與電子化公文等目標以後，進一步拓展「e化生活」、「e化商務」與「e化交通」等與民眾切身相關的e化應用。由於政府積極的投入e化之發展，使得台灣的寬頻普及率、電子整備度（e-readiness）、電子化政府等指標在世界評比中名列前矛。行政院甚至在2004年提出「M台灣計畫」，在既有的e化基礎上，轉型升級整合行動與無線的雙網無障礙環境。自2005年開始，行政院對國家資訊發展的最新政策方向轉為「u-Taiwan計畫」，目標是使台灣成為一個隨時隨處都可以獲得e化應用服務的社會。歷經第三階段的I-Gov（網路政府）概念強調政府服務的整合及連結，更重要的是，電子化政府將以「公共價值創造」作為發展目標。亦即，電子化政府的影響層面，將由行政逐漸推及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由這個角度而言，政府當以資通技術發展，適當調整電子化政府服務，改變技術導向思維，提供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網路服務平台，鼓勵民眾主動分享資訊與開放討論，另透過Web 2.0網路的展延特性，充分配合資通環境建設的進程及程度，增加行動通訊（M化）及隨手可得（U化）應用，以協助實現網路一體全程服務的電子化政府。此同時，政府亦需強化與民間的夥伴關係，創造多贏。並且應發揮人本包容理念，嘉惠全民：積極開發網際網路以外的顧客，提升其對電子化政府服務的需求及使用率。
整體而言，台灣政府回應數位科技發展所進行的實務調整，具備三個機制：「資訊公開」、「網路申辦」與「網路民主」。資訊公開與網路申辦迄今已大有所成，不但強化了公民的資訊近取性以外，也減低了過往公民到公部門辦理相關事務的成本。隨著資訊與通信科技不斷的發展，政府機構也不斷藉由整體的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進行公民關係改善的工作，台灣在各式電子化政府評比名列世界前矛，就是最明顯的成效。而民意電子信箱服務，則是以公民需求為導向所衍生的服務。這種精神接近企業界所推動的「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也使政府有原本的「任務導向」（Mission-driven）運作轉向「公民關係管理」（Citize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觀念轉化，符合「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概念問世以來，政府管理公共議題與民眾需求的重要變革之一。
肆、結論
數位科技對於政府的服務提供，並沒有辦法立即提升服務內涵以及強化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但對於政府瞭解公民的需求，強化官僚回應性以及強化運作效率，確實有正面的效應。根據學者研究，市長電子信箱設立以後，民眾陳情信件增加10倍左右，足見數位科技的利用，可以強化人民對於政府施政意見的表達。然可不能忽視市長電子信箱的設立，也造成公民對於政府期望過高、增加政府人員工作量、政府單位間協調不易、影響工作士氣等不良影響。
此外，數位化趨勢透過資訊科技與通訊的應用，具有民主化決策流程以及強化政府資訊開放與決策透明的傾向，也明顯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幾個面向的影響。首先，數位民主方面，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有利於民意的反映，以台北市為例，透過i-voting的實施，讓關乎市民的重要議程以網路平台來進行溝通與反映。其次，數位服務的強化，也就是透過數位網路與數位媒體傳遞公共服務，例如透過網路開放政府相關資料，以利公民對於政府資訊的應用。第三、數位行銷，透過數位網路可以將公共政策的內涵主動傳播，增加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的瞭解與使用，現今各級政府正透過各種手機app來強化便民服務，即是明顯的案例。第四、數位管理，也就是透過數位網路來進行公共政策結果的分析與預測，特別是「大數據」（Big Data）概念廣泛運用到各個層面以後，以大數據分析來揀選最符合民意的政策，已經成為政府決策上的參考管道之一。以上所述，反映了「數位化」（Digitalization）所產生的影響。
的確，電腦中介之溝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賦予的互動性促使網路在政治實踐上，具備開拓新疆界的潛能。數位科技對於民主的影響，不宜簡化為政治溝通或傳播科技的理解，網路空間（Cyberspace）是複合多重元素所成，應正視其作為研究主體上，在政治行動上的可能（Nye, 1999）。
整體而言，臺灣的數位科技發展已經民主實務的發展足以鼓勵公民具有意願與能力表達意見，而政府在完善各式的網路基礎建設，亦開始思考如何在政策過程中，透過各種公民參與及機制，進一步納入民眾意見，使政策制定上，得以進一步具有民意基礎。在Web 2.0興起以後所出現了社會權力轉移，已開啟了公民實質參與政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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