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酒駕修法重罰~談趨嚴刑事政策及被害者保護

為遏止酒駕事件頻傳,立法院院會108.03.26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大幅提高拒測、酒駕之罰鍰乙事,對於亂世用重罰之措施,雖然,影響預防再度發生酒駕被害事件有所幫助,但是,在修法過程中仍有許多不同聲音以致衍生不同意見,思忖,加重處罰酒駕加害人,真的比檢討目前刑事司法政策及被害者權益保障更為重要?
為遏止酒駕事件頻傳,立法院院會108.03.26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大幅提高拒測、酒駕之罰鍰乙事,對於亂世用重罰之措施,雖然,影響預防再度發生酒駕被害事件有所幫助,但是,在修法過程中仍有許多不同聲音以致衍生不同意見,思忖,加重處罰酒駕加害人,真的比檢討目前刑事司法政策及被害者權益保障更為重要?
一、趨嚴刑事政策
自19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被害者權益愈來愈重要,對於堅信對加害人不正當的輕判與寬恕,才是縱容犯罪的源頭,而且是輕忽被害者的訴求。然而,這種保護被害者理念的實踐,逐漸在修改某些法律的過程中,甚至以加重處罰犯罪加害者為主,而非真正關心被害者權益,而且對於被害者的關注仍只偏重在如何協助被害者生活復原或取得相當賠償或補償的制度,換言之,這些修法的重點仍將是處罰加害者,而非真正關注被害者權益法案,此措施仍將無法有效遏制酒駕者再犯的可能性。
每當重大犯罪問題的發生,總會迫使行政及司法機關採取較嚴厲的刑罰手段,執政當局總以為重懲犯罪者當做是保護被害者權益,這其實是誤解司法正義的本質。另,為懲處犯罪者,將其重罰款或關入監獄,直接影響到刑事司法中針對犯罪加害者教化改過的各種設計與制度,如果,國家以為將重懲加害者當作保護被害者政策的消長,視為一種零和的過程,將使得法律所設計人權保障之比例原則受到失衡,那將不是單指對犯罪者權益的剝奪,而是全體公民基本人權的損失。
再者,過度對酒駕犯罪加害者的處罰,將會使得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的重要性轉移到次要的地位,以迎合社會對酒駕犯罪者憤怒的投射效應,而使得刑事司法體系成為報復犯罪的工具,如此一來,將影響到刑事司法體系其原本應有的犯罪預防及教化功能。
二、媒體大肆報導影響司法審判
媒體報導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其途徑有網路直播、報章雜誌、電視新聞等等,大眾傳播帶給我們的訊息是如此的便利性、及時性,因此,為滿足大眾知的權利,一有酒駕被害致死事件發生時,各家媒體、網路直播業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竭盡所能,鉅細靡遺的報導,以衝高收視率。依相關《出版法》、《廣播電視法》等大眾傳播法令,媒體主張其詳盡的報導是為服務社會大眾第三權「知的權利」。例如,重覆報導酒駕案件畫面,並揭露被害人或加害人的隱私等情節,卻在過程中加深酒駕的惡劣性,甚至未審先判,形成社會輿論壓力,迫使對於相關酒駕社會矚目的判決,事先下結論,影響法院判決。
另外,媒體鼓吹重視酒駕被害者權益,往往藉由強調犯罪風險和犯罪被害結果的可怕,引起社會大眾的被害恐懼感,另,酒駕新制亦新增「酒精鎖」規定,若未依規定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指酒精鎖)」,並提醒民眾如何防範酒駕犯罪的侵害,種種酒駕新措施,引起社會大眾對酒駕犯罪極度焦慮感。
三、加深加、被害者雙方對立
重視被害者權益趨勢將導致另一危機的產生,這一趨勢會使得犯罪被害人和加害人間的衝突加劇,趨嚴的酒駕政策無法達到彌合雙方衝突。相反的,有時候,這種對立是一種意識型態,然而,當有酒駕犯罪事件發生了,除了既有的法秩序受到破壞之外,同時對加害人、被害人及雙方家庭成員或社區、社會及國家亦帶來程度不一的傷害及負面影響,因此,單單藉由嚴刑重罰可能無法滿足被害當事者的需要,如能選擇適當的修復關係處理方式,促進所有事件當事人的真誠溝通,並導引出自我情感復原的力量,共同修復犯罪所帶來的傷害,不僅能實質給予被害人處理走過創傷的情感需求與支持,也能讓加害人充分認知其行為所帶來的破壞結果,進而真誠地認錯悔改、承擔責任,降低將來再犯罪的可能,也較能符合國人對酒駕犯罪預防的期待。
四、結論
酒駕的根本問題,需多方分析喝酒者為何還要開車之因子?是經濟問題、代駕不便亦或自我認知不清?當我們逐漸把酒駕犯罪問題視為是國家的責任,亦應同時照顧酒駕被害者的需求,連結其家庭成員、朋友、鄰居及社區等社會支持網絡,提供犯罪被害人或遺屬相關協助,減輕負面心理傷害和情緒,以提昇其復原能力。



延伸性考題:
一、    鑑於酒駕肇事現象嚴重,肇事率高居國人道路交通事故肇因排行第一名,嚴重危害國人生命安全。請針對2019年3月份《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大幅提高拒測、酒駕之罰鍰乙事,請評論:
(一)    從趨嚴刑事政策,討論酒駕罰責比例原則問題。
(二)    從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討論媒體擴散效應及加深加/被害雙方對立問題。